《优雅的告别》:我们连伤心的权利,也被医疗化剥夺殆尽

发布于:2020-06-10 分类:U蕙生活   

我从小在雪梨南部一座靠近悠威湾(Yowie Bay)的美丽森林里长大。1954年,我的父亲用他的军人身分向国家贷了3000英镑的钱,在那里盖了一间房子。这块在多年后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土地,是我祖父送给我父母的结婚礼物。在我祖父那个年代,他就已经在我们老家的位置上盖了一个简朴的小木屋。

那个时候没有人想要住在萨瑟兰郡(Sutherland Shire)这种边疆地带。对当时从内城搬到这里的我们一家来说,这里就像是一块蛮荒之地。话虽如此,但慢慢地我还是在这里交到了一些新朋友。彼得.米尔斯就是我的这群新朋友之一,他是我的隔壁邻居,是他带我认识了这片土地的奥祕和海湾的美丽。在高中毕业以前我们都常常玩在一起,但后来上了大学,我们就没有再碰过面。一直到多年之后,彼得突然主动跟我联繫,我们才又搭上了线。当时彼得已经结婚了,于是我便约了他和他的妻子芭芭拉在一间咖啡店碰面,打算一边吃早餐,一边聊聊近况。

一碰面,我们的话匣子就打开了,在开始分享近况之前,我和彼得还忍不住先一块追忆不少儿时的趣事(希望芭芭拉不会觉得我们冷落了她)。后来,他们夫妇俩给我看了几张他们女儿和新生孙子——尚恩.哈米许的相片。接着,彼得才又给我看了一张他们儿子的照片,他的名字也叫哈米许,这张照片是他好几年前离世前拍的。彼得的儿子在14岁,和他一起在后院工作时,突然因为罕见的心脏疾病猝逝。虽然已事隔多年,彼得在跟我说发生在他们儿子身上的事情时,双眼还是忍不住盈满泪水。

儘管当时彼得和芭芭拉两人都在医学界工作(彼得是解剖学家,芭芭拉是护士),早已看尽生离死别,但是这样白髮人送黑髮人的经历,还是让他们痛彻心扉。我还记得,最后彼得在把照片从桌上拿起时,看着照片中的哈米许喃喃说道:「孩子不该比父母早死的。」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我在医学期刊上看到了一种叫做「複杂性悲伤」(complicatedgrief)的新疾病。那时有许多「新的疾病」,因为很多博士论文和医学学者为了做出一些具有原创性的研究,并开创出自己在该领域的权威性,都争先恐后地为不少病症「命名」。

期刊上说,「複杂性悲伤」是一种有别于「正常悲伤」的状态,又叫做「延长悲伤障碍」(prolonged grief disorder),因为患者会「持续性的处于一种超乎常规的重度哀伤状态中」。看到这里我有个疑问,何谓「常规」,这些专家又是怎幺得到这些「常规」的消息?不仅如此,期刊上又说,这种异常的悲伤状态通常是出现在失去「多情伴侣」(romantic partner)或是孩子之后。什幺是「多情伴侣」?我想这一点我不予置评,就请你发挥一下自己的想像力,或是从英国六人超现实喜剧剧团「蒙提巨蟒」(Monty Python)的作品中找些灵感……。虽然期刊中不断强调,「複杂性悲伤」的患者会不断沉浸在思念、渴望死者的强烈悲伤情绪中,但事实上,这些情绪还是会随着时间渐渐消散,也就是说,其实它跟「正常」的悲伤情绪根本没有太大的差异。

信不信由你,今日的科学里确实存在着这种状况。这些专家认为,透过核磁共振造影仪(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可以清楚看见人们在思及悲伤事件时,大脑产生的变化。所以有了这些图片的佐证,这套理论就可以成立。如果我们把彼得和芭芭拉送入核磁共振造影仪,然后让他们在里面看着哈米许的相片,核磁共振造影仪的显示器上,肯定会显示他们大脑的某一处明显亮起。假如我们召集了一百个跟彼得和芭芭拉一样的人,然后用同样的方式,在核磁共振造影仪里诱发他们的哀伤情绪——你瞧!这样不就可以让我们得到一个博士学位,并发表好几篇论文了吗?可是伦理委员会怎幺会允许这样不断带给受试者情绪折磨的研究进行,就为了把这种悲伤冠上一个专有名词?更何况,对任何人来说,在历经这类事件后,产生这样的反应再正常不过。

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年长者在丧偶时悲恸万分,这很合理;但如果他们的悲伤情绪在伴侣死去好几个月或好几年后仍久久未散,那显然,这就是一个病态的悲伤状态。

在多数情况下,年过70,想要自杀的人都有强烈的寻死念头。亚伯特在吞下过量吗啡口服液和25片安眠药自杀时,已高龄88岁。他不晓得到底要吃下多少量的药物才能保证他一命呜呼,所以他把他手边所有拿得到的药物统统都吞下了肚。那一天,他的妻子正好逝世一年。他和他的女儿住在一起,他女儿发现他在房内失去意识后,便赶紧打电话叫救护车。急救人员抵达现场,立刻先用一种叫做纳洛酮(naloxone)的解麻醉注射液,反转吗啡口服液对他的影响。在急救人员为亚伯特施打纳洛酮之前,他除了整个人已完全失去意识,他的呼吸和心跳也几乎完全中止;施打纳洛酮之后,他的意识状态恢复到可以被人唤醒的程度,呼吸和心跳也恢复规律。急救人员为亚伯特戴上氧气罩,火速送往医院的急诊室抢救。最后亚伯特被救了回来,病况稳定,而现在我们该为他做些什幺?

亚伯特的命运现在落入了整个医疗系统的手中。一开始,医疗系统为他做的事是确保他活下来。这一点并不困难。由于发现得早,处理得宜,吗啡和安眠药对亚伯特的影响并不大,急救过后,他的整体状态稳定,甚至不用呼吸器就可以自行呼吸。亚伯特浑身无力的坐在急诊室里,内心悲愤交加。他的寻死计画失败了。他靠向他的女儿,她泪眼婆娑地握着他的手。即便如此,在亚伯特相识将近70年的妻子离世后,再也没有什幺东西可以移除他心中的哀伤和寂寞。他既担心他女儿因他而心慌意乱的模样,又很气自己可能失去了唯一有希望成功离开人世的机会。

现在医疗系统将亚伯特归类为「有自杀风险」的人,必须被周密监控。因为他的女儿必须上班,无法全天候的看照他,所以他需要被安置到特定的机构。亚伯特已经失去了他的妻子,现在他又失去了和他女儿生活在一起,并和两个孙子相处的时光。

精神科医师不喜欢到加护病房访视,他们不太确定自己该对这些因为重大「疾病」失去意识或昏昏沉沉的病人做些什幺。精神科医师对加护病房的病人做出的建议,几乎总是不离这类的话:「病人状况改善时,需要进一步评估状况,在此期间,应给予他们抗忧郁药物。」

许多企图自杀的病患都没有所谓的忧郁症。他们纯粹只是哀伤,对人生不抱希望,所以宁愿自我了断,也不想要继续面对这日复一日的乏味人生。亚伯特就是一例。他不想再活在这个世界上,他已经历了一年的丧妻之痛。时间并没有治癒他的伤痛,反而让他越陷越深。我看到他的时候,他神智清醒,单纯只是不想继续活下去。他88岁了,生活无虞,但此刻,他只是不想在没有他妻子的陪伴下独活。照我看来,我可以理解亚伯特为什幺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是一个正常的反应。他只是不知道要怎幺成功做到这一点。在此,我想先简短的补充说明一下,今日社会上有许多自杀防治团体,在他们令人敬佩的努力下,拯救了很多生命,让人有机会重新拥抱人生,这一点对正面对重大危机的青壮年人尤为重要。然而,亚伯特的绝望合情合理,我不认为这股深刻的悲伤是一种病态。

亚伯特的精神评估和临床纪录详尽地记述了他的一生。他出生于苏格兰,在他7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因得到白喉(diphtheria)而病逝。由于母亲早逝,他的童年过得很艰困,成长期间曾受过多位亲戚的照顾。17岁的时候,他加入了英国军队,参与过二战期间的欧洲战事。30岁的时候,他和妻子才移居澳洲。

他没有重大的病理疾病,也不喜欢看医生。亚伯特一直有抽菸的习惯,直到8年前才戒掉;他也常常饮酒,到快80岁的时候才改掉这个习惯。精神科医生也注意到亚伯特的态度和蔼可亲,意识完全清醒,不过因为他「情绪低落」的表达了「死意」,所以精神科医师为他下了「存有高度自残风险」的注解。如果「存有高度自残风险」意味着想要採取自杀的企图,那幺他确实如此。问题是,为什幺他会有这样的想法,我们又採取了什幺行动预防此事发生。

亚伯特的情绪低落有达到病态的标準,还是只是在正常範围内的心情不好?面对一个不可能挽救的痛苦事件(毕竟,我们不可能让他的妻子起死回生),他这样的悲伤是否算是正常的反应?我们该如何治疗他的症状?我们必须24小时监控他的一举一动,但要这样监控他多久?直到他想开了?直到时间疗癒了他?还是抗忧郁药物在他身上发挥功效为止?我们很难说得出个所以然来。

截至目前为止,亚伯特的悲伤都被当作是「忧郁症」在处置,医院日以继夜地给予他抗忧郁药物,之后他还必须被转介到可以「周密看管」他的机构。

老年病学科医师检查了亚伯特的状况,说他的神智清醒,没有任何精神错乱的情况,而且他的生理状态良好,可以自理生活起居。儘管如此,住院期间,院方却基于他有跌倒的风险,不允许他下病床活动。因为过去3个月,我们医院的跌倒个案数增加,导致住院的跌倒发生率超乎医院评鉴标準的平均值,受到政府相关单位的关切。为了化解这个状况,我们决定让超过80岁的住院病患都不准任意下床走动。也就是说,整个医疗体制的作为,又为亚伯特带来另一项重击,他的情绪变得更低落了。他先前就已经觉得自己是家人的负担了,现在他甚至还被限制住了行动,就连想要下床走走都成为一种奢望。

一週后,他被送往老年精神病房。亚伯特的年纪很大了,所以「老年」或许符合他的条件,但是「精神病患」这个词似乎是不太适用于亚伯特。我想,我很能理解亚伯特的悲伤,因为让他悲伤的原因实在太显而易见。

即便是今日,有时候我还是会好奇,亚伯特后来怎幺了。最后他有没有成功逃过旁人的监视离开这个世界?

经过审慎考量后,世界卫生组织里负责压力相关疾病分类工作的小组成员建议,「延长悲伤障碍」已经成为一种疾病,并将其编写在《国际疾病分类标準第11版》(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11th Revision)中。目前各方学者还在对此疾病进行实境验证(field testing),也就是说,如果一位博士生在咖啡店里看到彼得和芭芭拉给我看哈米许照片的过程,注意到彼得因死去超过二十五年的儿子热泪盈眶时,就会将他纳为该项疾病的研究对象。

现在该疾病也被纳入第5版《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DSM-5)中,并获得一个名为「持续性複杂哀恸障碍症」(persistent complex bereavement disorder)的正式称号。

这一连串的经过,或许值得我们深思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即现代的人「目前社会的常规」到底是什幺?因为超出这个常规之外,你就会被视为有病——一种由学者定义出的疾病,否则这些学者凭什幺定义出所谓的「常规」?我很想问问他们,他们拿得出任何足以支持他们定义的证据吗?

更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有病就要医」的这个观念。就「延长悲伤障碍」这个疾病来说,患者需要接受心理或是药物治疗。好吧,至少这类患者不必接受前脑叶白质切除术(lobotomy)或大脑电疗法(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等高风险性的精神病治疗,是件可喜可贺的事。医学界还建议,「延长悲伤障碍」的治疗要在病患痛失挚爱的半年内展开,而这样的建议势必会为医疗产业带来另一个全新的局面。现在,「难以善终」已不是我们唯一被医疗化夺取的权利,因为就连我们伤心的权利,也正被它剥夺殆尽。

相关书摘 ▶《优雅的告别》:临终病人在院死亡,就等同于「治疗失败」

书籍介绍

本文摘录自《优雅的告别:现代医疗对我们是恩惠还是折磨?》,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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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肯.修曼(Ken Hillman)
译者:王念慈

你能接受生命原本的自然历程,知道如何顺应与接受它?
一部作为人生最后关头重要后盾的必需之书,
以真实案例,正视生命的尽头,勇于对自己的「死亡」负责!
人人都能优雅、尊严地告别,无畏无惧,拥抱善终。

生命自然进程原本就有衰老与死亡,很多人却无法面对它,更遑论谈论它、处理它。当无法预期的意外到来,你的家人必须为你做出决定,却可能使他们终其一生活在自责的罪恶感中。

反之,亦同样令人惶恐。

而「守护一丝希望」真的好吗?要如何有尊严的对生命告别? 本书教人正视生命终点面临的问题,与积极拥有选择如何渡过余生的权利,更剖析医病双方的整体关联,让大众敢于对生命负责任!

作者修曼医师以专业角度、平易近人的口吻,提醒读者生命原有的历程,充满人道关怀与省思。以真实故事案例,协助读者正视生命终结的事实,看清现代医疗的真相!一部面对生命的教战手册,从人是如何衰老,到如何选择好医者、如何预立遗嘱等,再无须逃避。当衰老与死亡难以避免,作者告诉人们如何面对,以保有尊严的方式,优雅告别。

「生命之美本来就包涵了死亡。」很多人却无法了解这一点。身为加护医学教授的肯・修曼感受至深。本书就是要告诉我们,其实医院还可以提供临终病人更温和、更符合他们临终意愿的医疗手段,同时赋予我们为所爱或亲人提出这些诉求的勇气。而我们也应转变对现代医疗的不当期待,与生命自然进程应有的观点,思考自身对人生终站可以有的「规划」与态度。

作者以切身的体悟与感慨,提醒读者大众正确看待生命的方式,并以生命智慧,调整看待现代医学的角度,认清它的极限,进一步思考每个人对于衰老与死亡的主动权。

《优雅的告别》:我们连伤心的权利,也被医疗化剥夺殆尽 Photo Credit: 台湾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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